在浸會中文系的日子/黃錫豪

黃錫豪(1980年畢業)

浸會大學中文系成立55周年了,身為37年前(1980)中文系的畢業生,對當年的學習生活、承教的老師、同窗四載的書友並未隨時光流逝而淡忘,相反,許多昔日的人與事,仍然歷歷在目 ……。

體現獅子山精神

1976年,我人生重要的一年。

這年,完成了六年中學課程,投考中文大學入學試成績不理想,進不了大學,改而投考台灣院校,獲台大社會系取錄。正準備負笈台灣,浸會學院中文系取錄了我,考慮了自己的志趣和家境,我選擇了入讀浸會學院,遂與中文系結下不解之緣。

這年的暑假過後,我正式從一個中學生「升呢」成大專生。返學免穿校服、自由的氣氛、偌大的圖書館、餐廳、球場、新老師和新同學,一切於我都是新鮮的,我精神振奮,很快便投入了新的學習環境。

當年的中文系一年級新生大概有七、八十人。註冊當日,我們各自因應自己的時間選修科目,這也許是大部分新同學的首次相遇。在青蔥的歲月,來自各方的年輕人,很快便熟落起來。跟著是系會的迎新營,活動中認識更多師兄師姐,也了解一些系內的教學情況。

開課後,我發現好些同學上課下課都行色匆匆,他們有些已是中學教師,在學校授課後趕來浸會上課,有些則教夜校,在浸會上課後要趕返夜校,也有在周末做散工的,更多的是為中小學生私人補習,為的是掙些外快,應付生活的開支,想來真不容易!那時的同學,有的是「獅子山」的精神,生活擔子再重,還是努力進修和裝備自己。

系辦公室靜悄悄

中文系辦公室設在溫仁才大樓地下G07B室,與當時新建的圓形大樓謝再生紀念館比鄰。除了有些通告貼在門外的壁報板上,辦公室平日好像是靜悄悄的。上課落課之間,我經過辦公室外的走廊時會順道看看通告。

辦公室內有位年輕的女秘書,當時實在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,所以極少進入辦公室。印象中,裡邊間了三個房間,秘書小姐在房外有工作檯,系主任的房間排在最後。

同一層的走廊盡處,是學生會活動室G03室,各系的系會駐紮其中,中文糸也有一個小天地,有自己的辦公檯和文件櫃,系會的幹事同學就常在這裡聚頭。學生會內還有小賣部和會議室,上課落課之間,人聲鼎沸,是最繁忙的時刻。

中文系還有一個辦公室在四樓411室,好幾位老師在那裡辦公。

迷上了徐訏的小

當年中文系的系主任是徐訏老師,記得在中文系的迎新營上,學兄學姐介紹了多位老師,重點人物自然是徐訏,得知他是知名作家,畢業於北京大學,留學法國,創作甚豐,他寫的多本小說在抗日時期更是風靡全中國大陸。

開學後,忙不迭在學院的圖書館找到《徐訏全集》,刨了多篇小說、詩集和戲劇作品後,覺得小說故事奇特有致,新詩淺白帶感情,反映作者獨特的人生觀和當時的社會情狀。讀著讀著,我漸漸迷上了徐訏的小說,他的單行本如《鬼戀》、《盲戀》、《鳥語》等,我在旺角的書店和灣仔的藍天買了收藏。他的議論文章我也愛讀,尤其喜歡他的小書《個人的醒覺與民主自由》,裡面的思想對我很有啟發。

我記得,同我一樣喜愛讀徐訏的同學不少,一位學兄更仿效徐訏的筆觸,寫出短篇小說,探討人生的意義,刊於中文系系刊《新宇》上,遣詞用句,活脫脫就是徐訏式的。

入學的第一年,一直未能見到徐訏,原來這年他當海外學人,去了巴黎講學半年,人不在香港,自然沒有機會見他和上他的課。 二年級(1977年)的一個中文系活動上,終於看見他了,高瘦身材,挺直腰板,穿淺色的夏威夷款式襯衫,戴著深咖色的膠框眼鏡,風度儒雅,有點冷峻,不正是作家、學者的模樣?

班上點評 談男說女

三年級(1978年)時,修讀徐師的「現代文學史」課。他進入課室有時是木無表情的,有時甚至是疲累的,畢竟已屆七十之齡了,我覺得講課並不是他的專長,不太能吸引同學的興趣,但如果不講課文,談一些社會現象或點評一些文學作品時,則常有精警意見,也流露出真我、輕鬆、幽黙機智的一面,這時課堂的氣氛便會熱烈起來。

記得有一次,徐師問同學,男人和女人對愛情的態度有何不同,並談了他的意見︰「男人永久而不專一,女人專一而不永久。」同學們大感興趣。我試過問,由他主編的《七藝》雜誌為何出了四期便停刊,他怎回答我記不起來了,但他的無奈苦笑我深有印象。

當年徐師上課時會有輕咳情況,有次他刷「綠板」時,在白粉飛揚中輕咳起來,一位同學馬上趨前代勞,他微微一笑表示謝意。以後,凡是他的課,我們都盡量先清刷好「綠板」,讓老師上課舒適一點,也略盡弟子之責。

詩句贈別 叮囑追夢

課餘,我們跟徐師的交往並不多,記得有次大夥兒說要到他家裡看他,他笑道︰「我家住在貧民窟,沒有什麼好看的哩!」學兄學姐說,碰上徐師心情好時,大夥兒約他外出午膳,他或會欣然同往,尖沙咀麼地道的京菜館「鹿鳴春」是他的心水之選,徐師也愛在尖沙咀的酒吧喝一杯,或者在大會堂低座的咖啡廳坐坐。

四年中,我唯一一次同徐師共膳是1980年畢業慶祝會上。我們在銅鑼灣一家餐廳吃自助餐。那是一個既傷感又溫馨的晚上,同學四年同窗之誼,老師教澤之恩,縈繞我的心頭。會上,同學向老師們敬酒致謝,老師祝福同學前程美好,徐師還親自向同學祝酒,是最受同學矚目的一位。他為同學臨別題詞,寫下陶淵明詩句︰「衣沾不足惜,但使願無違」,鼓勵同學努力實現自己的人生夢想。

晚年的徐師,眼神慈祥,經常閃出睿智之光,我永遠忘不了。

還有一件小事,是四年級(1979年)時,我申請一個外界捐贈給學院中文系的獎學金,需要找兩位系內老師寫評語推薦,我走進中文系的辦公室,請徐師幫忙,他可能不太知道我的成績表現,著我先放下表格,第二天,我再找徐師時,他已為我簽了推薦表格,就憑著推薦書,最終我真的得到相當於全年學費的獎學金。

我也要感謝另一位為我填寫評語推薦書的曾錦漳老師,他跟徐師一樣,曾留學法國,用一年時間,在巴黎圖書館研讀敦煌變文真跡,之後寫了一本小書《旅歐散記》,記誌這段留學法國的生活,由於內容吸引,我讀了多遍。

因為嚮往法國的讀書生活,我畢業後萌生到法國讀書的念頭,1982年9月,我真的有機會負笈法國,在彼邦進修一年。現在回看,是受到以上兩位老師的影響。

難忘老師教澤啟發

想到當年中文系的諸位老師,心中滿是感激。他們多是在民國成長、經歷大時代的飽學之士、不單學有所長,而且身體力行,孜孜不倦地把中華文化、學問傳授給我們。能承教於他們,是我的幸運……..。走筆至此,老師的形象浮現腦際。

胡應漢老師早年師事大儒梁漱溟先生,追隨梁師搞中國農村研究和建設。他教的中國文學史主要參用劉大杰的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為教本。

上課時,胡師先用湖南腔普通話點名(初時聽不慣,連叫到自己的名字也反應不來),再更正參考書內的錯字,十分認真。胡師戴無框銀絲眼鏡,面白而紅潤,個子不高但硬朗,西裝骨骨,同學們都尊敬他。

有一天,他詩興大發,講了一番作詩的感受,再拋出他的兩句新作︰「忽然一葉從頭下,惆悵東風欲早歸。」至今我仍記得。

胡師在大陸政權易手後來港,寓居新界沙田石屋,終身未再回故鄉,著有《刦餘吟草》等詩集。

何敬群老師是江西人,教我們詩詞,在堂上聽他課初時並不習慣,只能明白大意。原來他一直用江西腔說廣東話授課,目的是讓學生能明白多一些,用心何其良苦!

何師上課十分投入,講到精彩詩句時手舞足蹈,表情豐富,他常出題給我們作詩填詞,改卷也極認真。同學有精句,他必在旁打紅圈鼓勵。修讀詩詞課後,我們拿著《詩韻全璧》,多少也能寫點詩詞。

有一次,我發覺自己的一首詩作刊在系刊《新宇》內,追問之下,原來是《新宇》的編輯請何師推介同學的詩作功課,再刊在系刊。那回的詩作題目是︰「月夜」,講的是在山頂望月抒懷,是我第一首刊出的詩作,回想起來仍是甜甜的。

精明老師 不用考試

汪經昌老師是中國戲曲學名家,教授我們聲韻學。他個子不高,穿西裝,結著鬆鬆的領帶,講話時總愛閉上眼睛,看書和寫黑板時眼睛很貼近,視力明顯不良。

汪師的授課的風格是「夫子自道」,不向學生發問,不理學生反應。上課先抄筆記再講書。到了期終並不考試,只要求學生交他筆記本,由他檢查再打分數當是成績。

有同學收風知道汪師考試之法,卻因經常「較腳」缺課未能抄齊筆記,到學期終索性借人筆記本重抄一次,字體抄得工整秀麗,但交出的筆記本卻是新簇簇的,露了馬腳,結果成績僅僅合格,而上足堂、抄足筆記、筆記本翻得起皺的同學則獲高分,汪師何其精明!

涂公遂老師教我們文字學,他是江西人,教我們時已年過七十,臉色紅潤,聲音宏亮,語音標準易懂。記得老師在課上常在黑板上畫滿「公仔」,給我們介紹象形文字的來源和寫法。

涂師年輕時是學運分子,曾在北京參與反抗軍閥的學生運動,在1926年3月的一次請願中曾受刀傷,並被北洋政府通輯,要逃返家鄉避過追捕。可惜我當年除上他的課外,課餘並沒有交流,未能請益更多。

學以致用 以《易》解疑

教授《易經》的是鍾應梅老師。他是廣東梅縣人,待人和藹可親,與我們同聲同氣,聽課無難度。

記得有一次我和同學們到鍾師在沙田紅梅谷的家拜訪,蒙他盛情接待,賜益甚多,臨別每位同學並獲贈其書作,是一次難忘的師生歡聚。

鍾師曾著《易辭衍義》,同學黃炳根在上他課後竟憑學習所得,能以《易經》為人占卦,我曾請他占卜一事,不想其後果然靈驗!占卜的方法記得是自己隨意選出一句七言詩,以每字的筆劃多少取卦,再在易經六十四卦中找出應對,以卦象決疑也。

羅思美老師教我們的文學批評課,他以劉勰《文心雕龍》為主要課本,通過劉勰的文章,介紹文學批家的理論。

羅師是馬來西亞阿庇華僑,肄業於中大崇基中文系,他笑口常開,講書很用心,很受同學歡迎,上他的課也很輕鬆,有時他會在堂上同學生天南地北一番。

羅師最愛喝咖啡,有一回趕上課,在校內怱怱午膳後來到課室,他笑著抱怨︰「飯後沒飲咖啡,真像沒吃飽一樣哩!」

另一位印象深刻的是韋金滿老師,是當時較年輕的老師,約三十多歲,他是何敬群老師的學生,教我們李杜詩選,杜甫李白各講一個學期。

他畢業於中大新亞書院文學士、珠海文史研究所文學碩士、香港新亞研究所文學博士,授課時很投入,把兩位盛唐桂冠詩人的作品講得透徹生動,吟誦起李杜詩句時更搖頭擺腦,七情上面,我很愛上他的課。

他閒時也寫詩,當時已著有詩作《懷燕廬吟草》,我有幸獲贈一本,至今仍在書架收藏,此書由何敬群老師作序,序文語多鼓勵,足證師生情深。

活動豐富 也文也武

在浸院求學四年期間,除了上課外,我也有參與中文系會的一些活動。

當年系會活動是豐富而也文也武的,文有文學研習、篆刻、書畫、舞蹈、粵曲,合唱團、結他班等,武有國術、足球、排球、羽毛球等練習活動。

當年的系會工作大綱是︰「爭權益齊心協力、倡文風探研學術、暢身心同歌共樂、繫友誼溝通內外」,非常貼地的路向。系會也出版系刊《新宇》,由同學主編和投稿。

此外,系會也出版會員通訊,將全系同學的地址、電話收集,以姓氏筆劃序刊印,同學們用起來非常便捷。在1976-77的通訊錄中,登記的同學名錄共301人。1978-79的通訊錄中,則有285人。

1976-77年的系會也吸納了我們一年級的新同學加入,陳鎮華和陶志光成為系會幹事,分別擔任康樂和宣傳工作。蕭爾鍇和游玉芊則任監察會委員。

讀浸會的第三年,我和同級同學鄧雪蓮在新一屆系會(1978-79年)中,出任「學術」一職,曾經一起搞小說文學創作研討會,記得徐訏和張壽安老師特來「撐場」,談了不少有關文學創作經驗,吸引不少同學參加,場面氣氛熱烈。

但這活動之後,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,引致我辭去「學術」一職。

《師說》爭議 系刊開天窗

事緣一位學兄向《新宇》投了一篇短文《師說》,內容批評一些教師的教學方法和態度。當時系會一些主事同學認為有影射中文系老師之嫌,故不宜刊出。我是《新宇》的編輯,認為《師說》一文只是針對教師的教學態度,闡述「師者,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也」的道理,對現時的教師和將來可能當教師的同學來說,有參考、警醒的作用,沒有理由不宜刊登。

事件發酵後,爭論不息,系會決定召開會員大會討論並表決如何處理事件。地點在溫仁才大樓一個課室內舉行,出席的同學不少。會議一開始,我表明立場後,當場辭去學術一職。結果如何?《新宇》原要刊出《師說》的半版位置開了天窗,而我則失落了好一段日子,幸好仍有一些同學認同我的觀點,好言勸慰。在當時,這事對我好像天一樣大,經歷半生後,現在回想起來,其實僅是小事一樁,這事絕不應該影響同學間的友誼呢。

同窗情誼 終身莫逆

談到友誼,同學們在中文系四年中一起學習,日夕相處,同窗情誼就在不知不覺間滋長。我們常在轉堂和等候老師來上課時談天說地, 課餘也有一些聚會,如郊遊、遊船河、飲茶食飯、準備功課報告、討論世事、談理想等。

記得升讀第四年的暑假,我們幾個男生還租住新界村屋,「拒絕」搵外快,過了一段率性而為的日子。我蓄起了鬍子, 大家一起在瀑布下的水潭裸泳、在海邊挖蜆貝「醫肚」、在圖書館看《紅樓夢》、在村屋頂看吐露港的朝暉夕陰、走在長滿亂草的山崗、看看牆、做做夢……….。多美好的時光!

幾個相遇相知的同學,畢業後雖然天各一方,仍不時聯絡,在人生的軌跡上時有交接,碰到困難時大家互相扶持鼓勵,有人生樂事一起分享歡樂,成為終身莫逆之交。這也是我在浸會中文系四年的豐盛收穫哩!

黃錫豪
寫於2017年4月中文系創系55周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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